越南领导人苏林于9月20日至25日率团访问美国,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会议。在行前,苏林曾表示希望能与特朗普会面,但直到25日他离开时,这一愿望仍未实现。那么为何苏林未能见到特朗普?而美国方面对此又显得毫不焦急?此次纽约之行,苏林的行程安排十分繁忙。根据越南媒体的报道,陪同苏林的高级官员超过十人,涉及外交、国防、工贸、财政、交通等多个重要部门。这一阵容显然表明,苏林并不是走个过场,而是带着明确的任务来美方沟通。然而,真正落实到双边接触时,层级却未能达到两国领导的会谈。
9月21日上午,苏林在纽约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·格里尔,会议结束后,美方对外表示谈判取得了显著进展,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不远。苏林也借此机会提到希望美国能处理包括301调查在内的一些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。除了贸易方面的接触,苏林还会见了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,并与不少美国企业的代表进行了交流。然而,直到联大会议结束,公开资料中依旧没有苏林与特朗普会面的记录。这与今年2月20日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对比,那时,苏林曾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,参与的背景是特朗普主办的“加沙和平委员会”启动仪式。此次会议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,展示了特朗普的外交能力,同时也让越南在美国主导的议题中增强了存在感。
到了9月的纽约,场面截然不同。联大是一个巨大的舞台,出席者之间的见面顺序本身就反映了重要性。苏林能够与经贸官员进行会谈却无法见到特朗普,说明美国对越南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在华盛顿看来,越南如今的角色并不是“需要总统接待的伙伴”,而是“需要进一步谈判的贸易对象”。这种差距虽然不代表美越关系下降,却反映了现状的现实。在外交中,领导人会面从来不是轻易给予的礼遇,而像是一张压轴牌,既然美国已经掌握了主动权,自然不会轻易出手。
要理解特朗普为何不急于安排会面,必须关注美国最近在优先处理的事务。联大期间,特朗普更多地会见对美方当前最重要的议题,如核心盟友以及中东和拉美的特定局势。同时,美国还在全力筹划更为重要的国际互动计划,相比之下,美越的经贸争议显然不在优先列表中。更重要的是,美国对越南的施压手段已经基本到位。3月12日,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了针对多国制造行业过剩产能的301调查,越南被纳入其中。此后,越南在4月30日被列为“优先外国国家”,这在近13年内都是首次。
到了5月29日,美国再次对越南知识产权保护进行新的301调查。7月23日,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对60个国家的强制劳动进口禁令问题采取了301行动,确立了两档普遍税率,而越南所对应的则是12.5%。这一系列措施传递出清晰的信号,表明美国并非没有筹码,而是手中握有太多的利器,既然调查还在进行,关税政策也已经施行,华盛顿就没有必要急于兑现总统会晤的政治价值。美国的谈判逻辑是,越南先交出应做的工作,再谈更高级别的安排。
此外,美国还密切关注双方的贸易逆差。2025年,美国对越南的货物出口大约为156亿美元,而从越南进口则达到约1939亿美元,形成约1783亿美元的巨大逆差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年度数据显示,这一逆差在2024年扩展了547亿美元,并在2026年前的七个月接近1496亿美元。这一数字在美国国内政治中难以引起放松口子的环境。苏林在纽约提出希望扩大从美国采购飞机、核能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关产品,尽管这是一种缓和的姿态,但要用这些采购来冲淡千亿美元级别的逆差,短期内显然难以见效。
总之,美国对于越南的关注重点按顺序是先看贸易逆差,其次关注合规性,最后才是战略热情。在这一序列已经确定的情况下,苏林在纽约未能与特朗普见面也就不再显得意外。苏林在纽约并非只是空口承诺,9月22日他接受采访时表示,越南不接受转口贸易,产品必须真正源自越南并符合国际标准。他还强调,越南与美国“非常接近”达成贸易协议,愿意增加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,包括飞机、核能以及交通基建设备。此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美国的意图,说明越南愿意积极参与谈判,并希望避免成为某些国家商品进入美国的跳板。然而,美国更在意的是越南在定义和执行层面的表现。华盛顿担心的核心问题,依旧是某些国家的商品通过越南进行简单加工、换标签后再出口美国,从而规避关税。美国贸易官员近几个月不断要求越南加强原产地规则,简言之,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反对转运,而是一整套可以检验、处罚并量化的制度。只要原产地标准没有细化到每一类商品、每一道工序及投入比例,贸摩擦将不会消失。越南制造业近年的快速发展,来源于其强大的接单能力、相对低的成本以及良好的区域供应链承接能力。